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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时间跨度长达一年的打拐大案。我们的采访，因案情侦办需要，从2017年8月23日收网第一名嫌疑人，持续到当年12月中旬。
这起案件中，我省警方对39名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解救了8名被拐卖儿童。被拐卖儿童最大的2岁，最小的被解救时仅出生34小时。这是近年来，全省打拐案件中不多见的一起重特大贩婴案件。
在跟随刑警记录此案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渐了解到打拐案件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买家入刑 舆论仍需进一步引导
把时间拨回到2017年8月23日10时30分，邢台宁晋县河渠村。
63岁的刘某珍被“约”到了村中心小卖部门口。
出现在她面前的，并不是一小时前一手交钱一手验货的中间人，而是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刑警大队的民警。
这是这起跨度长达一年的重特大贩婴案件的第一次收网。
在这起打拐大案中，刘某珍的身份是买家，她用8万元从中间人手里，订购了一名男婴。面对民警，她的汗从鬓角一直流到下巴。
沿着村里弯曲的胡同，在刘某珍家的床铺上，刚刚出生不到两天的小小受害人，被裹在小棉被里，几乎一动不动。刘某珍的儿媳慌乱地看着一拥而入的民警。
同样慌乱的刘某珍最终承认，因为儿子儿媳结婚几年没孩子，她下血本买了个孙子传宗接代。中间人跟她说，这是抱养，“给的钱是好处费，不算买”。她茫然地将儿媳挡在身后，指着床上的孩子问：“孩子你们抱走还不行吗？”
现在，不行。
我国刑法曾经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打拐案中，当警方将被拐儿童解救之后，几乎就没买家什么事了——但，这条本来旨在保护被拐卖儿童免受买家虐待的条款，却曾经意外“保护”了很多买家。
“‘买方市场’活跃，使贩卖儿童有利可图，这是拐卖犯罪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河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打拐科科长陈源介绍，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呼吁：买家入刑。
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上述条款被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此，只要收买妇女儿童，一律入刑。
2016年，全省拐卖儿童案件立案数比2013年下降了80%以上。数字背后，买家入刑，不能不说对于遏制拐卖案件发生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时至今日，在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针对买孩子的情况，仍很少有人举报。
“打拐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由警方主动发现或被拐儿童父母报警。通过举报的途径来发现线索，少之又少。很多村民明知道谁家多了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但是往往认为对自身利益没什么危害，就选择默不作声。”陈源介绍。
当日10时40分，将被拐儿童解救、控制买家后，此次行动带队负责人、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闫利民，组织民警，几乎是架着买家向村外快速撤退。“就怕村里围攻，人多强抢，孩子一转移，就不好找了。”
村子周围的地里，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导航指引的乡间小路，两次把车子带进泥坑。闫利民亲自驾驶，一直开到大路上，一车人紧绷的神经才松下来。
在这起打拐大案中，我省警方历时数月，先后解救了8名被拐儿童，另有8名买家被采取强制措施。
在以后的解救中，有一名中间人爬上窗户要跳楼，僵持了4小时才被警方劝下来。还有一次，警方还遭到买方家属堵住车辆不许离开，闫利民下车作了一小时工作才得以脱身。
事实上，在抓捕行动开展前，警方已掌握了数名被拐儿童被贩卖的信息，但苦于时机不到，只能按兵不动。此过程中，有些被拐的孩子被贩卖到买家将近一年，但警方未接到一起报警。
“说起人贩子人人喊打，但其实很多罪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要让大家都形成‘买孩子有罪’的观念，舆论还需要进一步引导。”闫利民认为。
人贩子 团伙作案形成职业犯罪链条
2017年8月27日22时许，赴云南的抓捕小组返回石家庄火车站，和乘客一道走下列车的，还有两名戴着头套的云南籍拐卖儿童嫌疑人。警方有证据显示，她们涉嫌在云南当地从儿童父母手中购买儿童，通过河北的下线和中间人进行出售。
这也是目前拐卖儿童犯罪的新特点。“单打独斗的盗抢孩子贩卖，近年已经非常少见。现在的新形式多是亲生父母卖掉孩子，由职业贩婴团伙主导，通过层层加价将孩子贩卖到买家手里。”陈源说。
近三年，石家庄警方打掉的拐卖儿童团伙中，解救的被拐儿童全部系亲生父母贩卖，而且源头相对固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闫利民拿到一张从买家刘某珍那里搜出的出生医学证明，显示这名婴儿来自张家口，上面写着亲生父母的姓名。出生证明显示，这名婴儿2017年8月21日23时30分出生，到被解救一刻，仅有34个小时。新生儿在这么短的时间，被贩运到千里之外，嫌疑人是如何做到的？
过去，盗抢儿童的拐卖嫌疑人，将儿童运输上千公里后，多到异地农村以孩子父母不想要了为由收取“介绍费”，将孩子随机卖掉。而近几年，被交易的儿童流入的是一个完整而职业的贩卖渠道，有的甚至出生前就被纳入了销售环节。
警方此次抓获的嫌疑人黄某霞夫妇，每个月几乎都要到外地“采购”。为逃离铁路乘警打击，他们都驾车前往。被警方抓获的一刻，因为前一天为贩孩子几乎驾车整整24小时，嫌疑人夫妇正在补觉。
警方此次抓获的这一组人贩子，共有五人，分别负责从孩子父母处购买和找中间人。通过他们，孩子再流入千里之外的下线手中。此时，本文开始提到的这名男婴，价格从3.1万元涨到了4.1万元。而孩子转到买家手中时，价格已涨到了8万元。
“目前的拐卖儿童犯罪中，甚至分化出专职的买手、倒卖人和中间人，层层分销。对于需要掌握每一个犯罪环节作为证据的警方来说，这无疑增加了很多困难。”石家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孟占军说。
据嫌疑人交代，如今，一名被拐卖儿童的价格已从前几年的两三万元上涨到七八万元。这一方面是因为警方打击力度加大，风险高了；另一方面则是中间人很多，层层加价。
孟占军负责打拐案件的侦办，他接触的作为中间人的嫌疑人，大多人脉很广：有的是当地澡堂的搓澡工，利用在澡堂结识大量客户的机会推销被拐儿童；有的则是媒婆，在大集上向熟悉的村民散布自己可以介绍小孩，靠乡邻的口耳相传来打开销路。
销售渠道的职业化，也提高了买方的验货标准。“以前买卖孩子，就是看看外表。现在，交易前要到当地的县一级医院先体检，个别的还要带上被拐卖儿童父母或者兄妹，以便买方参考被拐卖儿童未来的身高相貌等。”孟占军介绍。
事实上，在记者跟随的抓捕行动中，就遇到了因一名嫌疑人带着孩子去医院体检，令警方意外扑空的情况。
这种体检，往往还决定着被拐儿童的命运。
也许有人认为，相比盗抢孩子的拐卖儿童犯罪，亲生父母出售孩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实则不然。陈源说，职业贩婴链条形成之后，一旦买卖亲生儿童不足够支撑市场需求时，就会刺激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盗抢儿童。
警方在严打拐卖儿童犯罪时，还曾发现倒卖孩子过程中，因需要长途运输，嫌疑人给被拐儿童吃安眠药或镇静剂，造成意外。而此次计划解救的8名被拐儿童，已有1名因患病死亡。
打拐者 和时间赛跑
2017年8月23日16时，石家庄市藁城区锁家寨村。两层的楼房院墙有3米高，大门紧闭。蹲守了一天的民警反馈，嫌疑人交易后回家，没有出门。
一名刑警前去敲门，始终没有回应。记者被警方安排前去以问路为名叫开了门。一名老人面对涌进的民警反复表示，儿子儿媳不在家。一路民警冲上二楼，将正在睡觉的黄某霞夫妇抓获。
当时，其他抓捕组正分赴云南等地抓捕，前后投入了近百名警力调查取证。截至2017年12月22日，共有39名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长达4个月的抓捕过程，一方面是此案涉及嫌疑人众多，警方多次跨省抓捕。一方面是被拐卖儿童的下落还要依靠审讯中间人获得。
“这个过程很艰辛。”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建军介绍，警方面对的大部分嫌疑人，已与过去一时起意拐走儿童出售的嫌疑人不同。抓捕藁城一对嫌疑人夫妇时，警方苦等了4个多小时。因为嫌疑人在大门口装了监控，盯守民警只是从嫌疑人门前走了一趟，女嫌疑人就两次出来查看。
“我们抓获的平山一名贩婴团伙主犯，60多岁的老太太，银行卡上流水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被抓时身上有5部手机，所有上下线都是单线联系。”孟占军感慨。
“以前都是嫌疑人将外地生的孩子运过来，常被铁路乘警看出蛛丝马迹，还没到目的地就被截获。”陈源说，随着打击力度加大，嫌疑人甚至会将孕妇带到贩卖地，生完孩子后在当地出售。
面对贩卖儿童犯罪手段的升级，警方也要拿出新的应对措施。
2016年5月，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这是继全世界第一个为寻亲建立的DNA数据库之后，又一个专为反拐建立的平台。
目前，河北省约有560名民警入驻该平台。一旦接到儿童被拐信息，这些民警确认消息后，就上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在公安机关侦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线索的情况下，发动群众搜集线索。
信息发布之后，将会通过新浪微博、高德地图、今日头条等渠道，以儿童丢失地点为圆心，失踪时间1小时以内的，信息将推送半径100公里；失踪2小时以内，推送半径200公里；失踪3小时以内，推送半径300公里；失踪时间超过3小时，推送半径500公里。
这一平台上线后的第一起成功案例运用，就发生在河北。
2016年5月11日，一名两岁的四川女孩，跟随家人在衡水火车站转车时被人拐走。陈源介绍，警方及时通过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和微博、微信等方式发布儿童失踪信息，发动群众提供案件线索。民警先后赶赴山东德州、河北邯郸、河南郑州等多地开展工作，并结合群众举报线索，查明了犯罪嫌疑人逃跑轨迹和真实身份。
最终，32小时后，专案民警辗转3省4市，行程2000余公里，抓获嫌疑人并解救被拐儿童。
截至2018年1月初，河北警方通过该平台共发布了137条寻找失踪儿童的案例，其中132名成功找回，孩子都是走丢，或离家出走。(记者 白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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