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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一次会议上，我看到《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分册主编们手上的本子，都贴着密密麻麻的小纸片。正面贴不下、贴背面，中间贴不下、贴两边。看上去真像是和尚穿的百衲袍！”昨天举行的《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出版座谈会上，《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学术顾问江蓝生说到这个细节感慨万千，“词典修订正像是把‘百衲袍’变为‘金缕衣’的过程”。
第二版资料更加充实多样
修订比编纂难——这是江蓝生和众多专家对《汉语大词典》修订工作的评价。《汉语大词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特大型汉语语文词典，与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型语文词典《牛津英语词典》规模相当，在国外，编纂这样一部词典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而《汉语大词典》用不到20年就走完了别人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在学术研究停顿多年、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在没有机器语言库的时代，《汉语大词典》能编成并达到较高水平，可说是一个奇迹。
但也正因各种条件所限，《汉语大词典》第一版不可避免地留下各种遗憾，加之《汉语大词典》并非断代的语文词典，时代跨度大，增加了编纂和修订的难度，需要解决的问题错综复杂，处处是难关。
攻下这些难关，正是实现《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全面深度修订的关键。第二版第一册分册主编之一王涛介绍，去年底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征求意见本，对第一版80%以上词条内容都有程度不等、类型不同的修订和提高。尤其是现代数据库搜索手段的应用，为很多词条找到了很好的书证，解决了第一版数万条孤证的问题，不少词义源头比第一版向前推进了数百年。而这正是《汉语大词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尤其是“源流并重”特点的凸显。
以“一”字部的“一天”为例，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汪维辉发现，第二版较之第一版，虽然保持了7个释义，但次序进行了调换。第一版的第一个释义“一昼夜”表示时间，书证分别引《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可见该释义最早出现在清代；第二版中将“一块天空”的释义调到第一位，书证引《后汉书·苏章传》，这正是通过书证梳理体现了词义在数千年语言生活中的源流变化情况。
江蓝生说，书证是词典的内瓤。可以说，书证的优化是《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其技术支撑是对各种大型语料库的利用。此外，汉译佛典、出土文献、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四大板块资料的新利用，使得第二版的资料基础更加充实多样。仅在第一册中，来自张家山汉墓竹简、长沙东牌楼汉井木简、汉译佛典、五代禅宗语录《祖堂集》等的书证，均为第一版未曾用过的。
与时代融合与读者融合
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出版由纸质媒体向电子媒体、融媒体方向发展，中国人的辞书生活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对辞书编纂加以研究推进，研究用户需求，并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成为辞书事业的新要求。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提出，在移动互联网普及、语言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查检词典的习惯发生重大变化，纸媒辞书已无法满足用户需求，辞书电子化、融媒体化是大势所趋。融合，既包括不同媒体的融合，也包括编纂者与用户之间的融合、辞书与相关资源的融合。
“辞书编纂永远在路上。”汪维辉建议，探索动态修订、常态修订的新模式，通过用户共享查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实现对辞书的共享共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委员王为松介绍，在线编纂、在线修订、在线发布等互联网时代的新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大型工具书编纂修订出版的趋势和共识，在保证《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纸质版质量及进度的前提下，数字化工作也已规划布局，目前已对《汉语大词典》5000万字的第一版进行了初步订补和电子排版，成为第二版修订的工作底稿，同时也为后续数字化开发利用奠定基础。世纪出版集团下属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专门研制开发“汉大”字库，3万余字，覆盖《汉语大词典》中出现的所有字形，并在学理性、规范性、拓展性及美观度等方面达到较高水平，目前已经完成。此外，《汉语大词典》第一版网络版开发工作正在进行中，框架设计已完成，第一版全部内容将于今年正式上线，并开放端口与第三方合作，在维护大型工具书编纂出版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将努力为读者提供准确、权威、便捷的汉语语词查询服务，推动内容生产方式、词典呈现方式的转型升级。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分艰苦、收获颇丰。”王涛这样形容编纂时的心情，这也是先后参与《汉语大词典》编纂、审订、修订的近千位专家学者的心声。在《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过程中，第一册分册主编之一钱玉林罹患肺癌晚期。王涛回忆，“战友”不仅坚持完成手头工作，还想继续完成原本分配的第七册相关工作，直至病重逝世。《辞海》《汉语大词典》等标杆性辞书编纂，既是大工程，也是大事业，更是大学问，在它们背后闪烁着的，是历数十载而不疲，著千万言而不苟的“辞书人精神”。（解放日报记者 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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