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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关押的那段日子，韦绍兰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她不是忘记了，而是不愿想起，她沉默了许久，脸上岁月刻下的皱纹里布满了深沉的痛苦。
但在谈起3个月后她出逃的过程，韦绍兰几乎事无巨细地将事情的整个经过都完整地叙述了一遍，她的语气中含着一种骄傲。
那时的她原本以为逃出来便意味着噩梦结束了，可没想到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这个孩子出生，取名罗善学。罗善学一辈子放牛，至今未娶。
韦绍兰与罗善学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导演郭柯一开始不断地提问，以刺激老人去回忆过去痛苦的经历，为了丰富情节，他还会请韦绍兰挑水，去市场，给丈夫上坟，“各种走来走去摆拍”。
拍到第三天时，郭柯发现不对，“每次提问，韦绍兰的答案都跟你想的不一样。”提到日本，“总以为会咬牙切齿或是痛苦，没有”，韦绍兰甚至还在笑。
她回忆起自己还是小女孩，村里的男孩女孩都缠着十二爹教他们唱歌的青葱岁月时，脸上浮现出了少女般可爱的笑容，她腼腆地说自己十八二十二岁时候声音响亮，歌唱得好听，现在精气神不足，唱不好了：
燕池-九重山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韦绍兰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吃野东西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片尾，屏幕跳跃着数字，200000、100000、一直减少变换到32，而32则正是影片拍摄期间中国内地还幸存的慰安妇数量，也是电影的名字《三十二》的由来。
2013年，这个数字递减至22位，郭柯决定立即启动纪录片《二十二》的拍摄计划，不然许多老人将会继续快速地离开。
《三十二》的拍摄经历让他明白，其实这些老人的生活和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可能孤独，比如子女出门在外或者独居，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痛苦。
只要不去刻意触碰那段历史，生活也就在起床、吃饭、晒太阳、闲聊、睡觉中日复一日地度过，当子孙承欢膝前时，她们的快乐也是明亮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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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从头至尾伴着频繁的背景音乐，但《二十二》里面只在结尾出现一小段，其他都在相当平淡、克制的节奏中，将几位老人的生活以及故事道来。
从追悼会开始，以入土安葬结束，《二十二》“不追问”、“不控诉”、“不煽情”，不制造戏剧冲突。
《二十二》中，老人们是平静的、内向的。
对于这样的材料，郭柯完全可以把它做得热闹，配一些历史画面资料调动观众的情绪，但他觉得这是一种特别不尊重观众的方式。
他不希望观众是被告知的，而是希望观众能通过最平凡的画面去感知。
他在记录的过程中，所有的问题点到即止，“日本人当年过来时在村里是什么样的”、“有没把你抓走”……老人们若是愿意分享，便分享，不愿意分享就让一切悄悄地过去。
所以，《二十二》里大部分老人只出现了短暂的镜头，只一些她们的基本信息，姓名、生卒以及生活的大致情况。
许多观众在未看前，担心自己的情绪接受不了，他们觉得那些年的历史，是残酷悲烈的；回忆给老人带来的伤痛，是沉重不堪的。
这其中或许有一种善良，不忍老人再去回忆，因为那是重复的伤害，但也可能是一种误解，误解她们背负着痛苦走了六七十年。
其实《二十二》的情感基调是温暖的，是生活密密织就的温暖，踏实安全。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二十二》中的老人们分别来自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五省。她们大多生活清贫，身上伴着不同程度的病痛，这些年来，尽管这段历史被不断地提起，但她们自己将之尘封得很好。
毛银梅(湖北 1922年-2017年1月18日，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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