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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极地》在豆瓣评分超过9分，赞誉一片。它不过就是拍摄了几个普普通通的藏人的生活。《极地》的监制曾海若认为，它之所以动人只是因为所有故事都在讲述一个议题——他们在认认真真地活着
 资料图：西藏民众。唐朝杨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滑索上悬挂着一只缓慢移动、有些惊惶的马，滑索下面是翠绿、湍急的河流和裸露的岩石。旁边的岸上，4个男人攥着绳子，努力将马拉向岸边。
这只马是电影放映员白玛的，他此行要到河对岸的只有8户人家的村子，去为村民放映一场电影，这条河是他的必经之路。
运抵马匹和放映设备以后，夜晚，白玛为村民放映了一场露天电影。或许由于太难看到电影，在露天电影放映中，村民观影时的表情认真得近乎虔诚。
这是纪录片《极地》中的一段故事。这部纪录片历时6个月拍摄完成，影片将镜头对准藏区的普通人，呈现了21个在以往西藏题材的纪录片中，难得见到的生动、真实的人物。
不想把《极地》拍成另一个《第三极》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苹果社区23楼的办公室中，导演曾海若看着他写的以藏区为题材的纪录片《极地》的策划案，有些痛苦，“有一种强烈的，在重复自己的感觉”。他找来制片人胡小鹿，对她说，“我们必须另找一个人拍摄，不能再延续我的风格了。”
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几个月前，曾海若拍摄的藏区题材纪录片《第三极》让他备受赞誉。该纪录片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西藏，央视4频道播出后，又在多个频道复播，豆瓣评分9.2分。该片还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买下。
但曾海若不想将《极地》拍成另一部《第三极》，他的想法是：《第三极》更关注自然，《极地》要更关注人。此外，与《第三极》相比，《极地》中应减少背景性的信息介绍，重点放在人物故事本身。
他在筹备《极地》策划案期间，发现自己总是不自觉地将策划越写越像《第三极》，他的个人兴趣点不断牵引他到“自然”而非“人”上。
于是，曾海若决定另找人拍摄。他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人选是导演程工。程工拍摄的西藏题材纪录片《进藏》让他印象深刻，“其实它商业味挺浓的，有一个汽车广告的植入，但做得非常生动，里面塑造了很多个不错的人物。”曾海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几天以后，曾海若从苹果社区驱车2小时，在北京西五环的中间艺术区见到了程工。他看到程工文着花臂、留着大胡子、包着头巾，头发扎成发髻，闪过一个念头，“这人跟我也差别太大了”。
巧的是，这一天程工刚刚完成《进藏2》最后一部分的剪辑。在程工的工作室，曾海若看了一遍《进藏2》，曾海若觉得无论是影像风格还是叙事语言，都与自己的作品差别极大。“我做电视出身，学的是BBC那一套，但程工有很强的电影感。他身上有我一直在寻找的那种与我不同的东西。”
他问程工有没有兴趣拍摄《极地》？“只要西藏的题材我都有兴趣。”程工说。他又问程工有没有时间，“只要是西藏的题材我都有时间。”程工回答。但曾海若没有立即把片子决定交由程工拍摄，“唯一犹豫的地方是，我觉得怎么也得再见几个导演再定吧？”曾海若回忆。
西藏对程工有特别的意义。
1990年，程工18岁，由于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他心理负面影响极大。父亲为了帮他渡过难关，带程工从成都沿着川藏公路徒步、搭卡车去西藏。程工如此描述这次18岁的西藏之旅带给他的影响，“很痛苦，这种痛苦完全是生理上的痛苦，痛苦之后就会特别释怀”。而他的父亲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帮助他，是因为自己18岁时也曾走过川藏公路，那是“文革”最火爆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拯救了程工。
几周以后，曾海若又见了两三个导演，最终决定还是由导演程工拍摄《极地》，自己担任监制。“回想起来，后来再去选择别人是没有必要的，当我第一个想到程工时，其实潜意识已经帮我做出选择。”曾海若说。
在选取拍摄对象上，《极地》的执行导演张祎的记忆中，确定了这样一种筛选逻辑：极端环境下极致的生活方式。此外，剧组共同制定了几个大致的拍摄范围，比如拍摄能分别体现西藏与外界交流、对藏区传统的守护，以及当地年轻人面貌的内容。
摄制组根据此前在西藏拍纪录片积累的资源，以及找作家、学者、旅行家沟通，制定出了约20个初步的拍摄对象。执行导演张祎的记忆中，最初策划的方向还是有点偏向科普性质的纪录片，“人物还有一定的标签性质”。
此外，曾海若和程工都很喜欢法国纪录片《人类》。他们计划借鉴《人类》的形式，拍完每个人物故事以后，再对人物做一个采访，让人物对着镜头诉说他们的愿望与遗憾。这便是《极地》每集最后人物自白的想法的由来。
介入被记录者的生活，启动故事
2015年圣诞节的前一天，30人左右的《极地》摄制组团队飞抵拉萨。此前计划中拍摄的人物，常常因时间等原因不能顺利拍摄。因此，最初阶段，他们主要通过当地的作家、媒体人、诗人，以及有私人关系的朋友，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平均每天见3~5个人。
那曲的一位人类学博士，为他们介绍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格拉丹东雪山下的安多县，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庄中的一对夫妻。妻子卓玛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她很害怕。父亲迪迪带着小两口在神山下点起桑烟，祈求神山的庇佑。
在拍摄团队工作的同时，有一个4人组成的调研小组，负责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他们的选择方式，是先按照文化、历史的角度圈定一个群体，再在其中找到最有故事的人，“像藏医、面具、木锁，仅仅是人物的载体，重要的不是载体本身，而是进入载体背后的人物”。
比如有很多人会制作木锁，但他们唯独选择了日卡村的木锁匠人江安。江安身上能折射藏人对轮回的信仰。江安的父亲去世以后，江安曾对喇嘛发誓，再也不打铁了。钥匙由铁制作，他因此不再造锁。在当地的文化中，打铁与杀生有关。最近，江安受村民所托，给村中人换木锁，为了避免打铁，他不换钥匙，而是根据钥匙的形状，重新制作一个个锁芯。
此外，江安还养了48头牛和25头猪，他给每个动物都起了一个名字。江安说，他一辈子从未杀生，做过最坏的事是阉割公牛。他希望自己下辈子能投胎做人，最怕投胎做饿鬼。
无论是木锁匠人江安，还是雪山下的夫妇，都体现了《极地》拍摄上的特别之处：一方面，他们选取的人物皆折射出藏区不同于内地观众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摄制组又能让藏族人在面临第一次生子、信仰与情感间抉择这些生活命题时，抵达与人类共通的情感。
拍摄中，摄制组会介入到被记录者的生活之中，为被记录者创造一个行动的契机，去启动一个个故事。
比如“墨脱钢琴”那个故事。西藏墨脱县，路途艰险，至今未通公路。摄制组在路上碰见了一伙背夫，得知他们曾经将挖掘机拆散，背入大山深处。与此同时，摄制组得知在墨脱半山上的加热萨小学中，返乡归来的教师丹曲常教孩子们唱歌，却没什么像样的乐器。
摄制组决定赠送给丹曲一架钢琴，但丹曲需要自己想办法将钢琴从附近的城市，运到未通公路、且处于半山的学校。丹曲几经打听，辗转找到一些曾将挖掘机背入大山的背夫，成功运回钢琴。这个故事的结尾，小孩子围在教师丹曲周围，在钢琴伴奏下，他与孩子们一起唱起了《邦锦美朵》。
在拍摄驮盐队的故事期间，摄制组发现当地已经30年无人驮盐了。为了重现昔日驮盐队的经历，摄制组说服了现在已经60岁的、曾经的驮盐人次仁旺青。次仁旺青带着孙子，与驮盐队的老朋友，重启了一次以牦牛驮盐的旅程。
藏族人对神灵敬畏、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以及一些古老的仪式，在驮盐旅程中一一得以呈现。
而这种拍摄者的介入，是否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并不影响真实性，他们不是演员，这就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的经历，我们只是让他们在这个时空发生了而已。”执行导演张祎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拍摄期间，也有一些内容，摄制组拿捏不准是否会有较好的呈现效果。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说婚人”。最初，团队中有人担心，说婚这个题材，可能太文字化，不适合用视觉表达。
但他们依然选择拍摄了说婚人占堆。“说婚所处游牧时代的产物，会渐渐消失掉，现在已经很稀少了。此外，说婚者的唱词中有很多对日常生活的指导，有很多哲学层面的内容，这与藏族人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张祎说。
纪录片中，说婚人占堆身处热闹的婚礼，显得有些落寞。结尾时，占堆表达了对逝去的时代的怀念：过去的婚礼中，人们会争着问他，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获得幸福？而他是那个代替神灵作出回答的人。
拍摄接近了尾声的时候，团队欣慰地发现，找到的人物，远远比最初划定的人物要更精彩，“好多人物此前在任何媒体、纪录片中都未出现过，而且，他们很生动，不是一个行走的标签。”执行导演张祎说。
“如果一定要固守住什么东西，反而是一种‘执着’”
2016年6月26日，《极地》剧组在拉萨的一家烤肉馆中，吃了一顿杀青饭。执行导演张祎记得那天很多人哭得稀里哗啦，“六个月的拍摄真是太苦了！”
这些苦包括：前往藏北的路上，路面极其颠簸，以至于一天下来，明明坐在车上，每个人的微信运动却显示4万多步；拍摄“格兰丹东夫妻”时，海拔5200米，又正处冬季，团队有人冻晕在寒夜中；离开林芝的路上，赶上雨季，一路塌方、泥石流，他们看到路边拦截落石的铁丝网，好多已经被砸成网兜状。
杀青饭过后，摄制组返回北京，开始了7个月的后期制作工作。最初，他们剪辑的版本是每集50分钟，3个故事。在监制曾海若看来，这是他最喜欢的版本，“不紧不慢，比较从容”。但最终，由于中央电视台可以提供的播放时间有限等原因，他们又剪辑了一个每集36分钟的最终播出版本。
此外，最初团队计划按照传统纪录片的手法，将每集归类为某一个主题，比如“山川”“河流”等。但在归类中，发现每集的内容本身，总是难以用某一个主题真正地概括。后来，曾海若决定干脆放弃归类，“归类反而会过度解读。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主题，片中所有故事讲的就是‘如何认认真真的活着’。”曾海若说。
“认认真真活着”是曾海若看过《极地》以后最深的感触，“他们为什么会快乐，他们为什么会幸福，是因为他们认真地在干这所有的事情。之所以播出后口碑好，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认可这样的一种态度。”
另外，与多数纪录片不同，《极地》最初就决定选择一位演员来配音。制片人胡小鹿看来，纪录片的市场较为小众，演员来配音能扩大受众群体。此外，她觉得很多演员的声音表现力很好，堪当此任。
胡小鹿找演员的过程几经周折，“并不是所有演员都愿意”。找到演员杨烁时，杨烁时间正在苏州赶戏，却痛快答应且分文未取。最终，团队在苏州布置简易录音棚，利用杨烁晚上下戏的时间完成了配音。
每个人物故事讲述前的片头字体，团队也颇花心思。导演程工找到书法家许静题写片名，并且找来书法家萧沈，题写片头人物的名字。“你不觉得这个字很扎手、很硬吗？我觉得从气质上符合这个(《极地》)风格。”执行导演张祎说。
2017年年初，《极地》纪录片已经制作完成，播出过程却充满曲折。原计划在3、4月在CCTV10首播，由于题材涉藏，有关部门审片流程较长等原因，迟迟没有播出。此外，最初胡小鹿谈的网络独播平台是乐视视频，中途乐视出现危机，无法付清费用，只得修改协议为非独家。此后，胡小鹿又增加了与B站的合作。
2017年12月末，《极地》终于在CCTV10、乐视网和B站播出了。但由于播出时间推迟，一些赞助商撤资，导致这个口碑极好的片子，现在仍未收回成本。制片人胡小鹿称，现在他们正在制作电影版的《极地》，后面应该还是可以盈利。
《极地》最后一集播出结束时，豆瓣评分由9.2分升高到9.5分。它播出的最后一个故事，讲述了西藏最偏远的文布南村里的故事。这个村子中有梦卜师、黑帐篷传人等古老西藏中的角色，但就是这样一个村子，也已经开始制作广告牌，经营起家庭旅馆。
“如何看待西藏越来越现代化，以及传统的消亡？”曾海若在西藏时，曾经问了当地寺庙中僧人这个问题，僧人告诉他“历史就是这样的，生活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一定要固守住什么东西，反而是一种‘执着’”。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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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孟令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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